良渚遗址位于杭州市余杭区，是以良渚古城为核心的经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良渚文化遗址。良渚遗址于1936年被原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职员（现为浙江省博物馆）施昕更先生[ 施昕更（1912-1939），杭县良渚（今杭州市余杭区良渚街道）人。他自幼聪颖，中学毕业后考入浙江省高级工业学校艺徒班学习绘图。毕业后，在西湖博物馆担任绘图员。1936年参加古荡遗址考古发掘后，他开始了良渚遗址的调查工作，随后在三次考古发掘以及整理研究的基础上，撰写了考古发掘报告《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打破了他继续发掘研究的计划。同年12月，杭州沦陷，《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一书的印刷被迫中断，他携带原稿，随西湖博物馆迁往浙南，不久即投笔从戎，在瑞安县抗日自卫会工作。1938年，在非常艰难的情况下，几经周折，《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一书才得以在上海出版。1939年5月，施昕更因患猩红热而英年早逝。]发现，杭州人何天行先生[ 何天行（1913-1986），浙江杭州人。1935年，何天行先生正在复旦大学就读中国文学系四年级，在开设的课程中，有一门就是考古学课，他极有兴趣。因此，他经常利用假期到民间探访，这其中就包括了良渚，采集到了各种古器物。凭着自己掌握的古文化知识、浓厚的考古学兴趣，他敏锐地意识到那些散落在杭县良渚民间的石器、玉器和陶器绝非一般器物，良渚一带是一个优秀的古文化遗址。1937年4月，何天行先生出版了《杭县良渚镇之石器与黑陶》一书，被作为“吴越史地研究会丛书之第一种”，得到了蔡元培先生的高度评价，蔡元培先生为该书题写了书名。]也为良渚遗址的发现与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1959年由我国著名考古学家夏鼐正式命名为“良渚文化”。80多年的考古研究证明，公元前3300年－公元前2300年的良渚文化是新石器时代我国长江下游环太湖流域最重要、最发达的考古学文化。它是杭州、浙江乃至长三角地区的文化根脉。良渚古城遗址是良渚遗址的核心遗址，于2019年成功申报为世界文化遗产，使良渚遗址成为实证中华5000年文明史的圣地。在新时代，发掘良渚遗址的价值内涵，保护利用良渚遗址，传承良渚文化，对于增强国家和地方的文化软实力与竞争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力量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意义。

  一、撰写本著作的原因与意义

  撰写本著作主要基于以下几点原因：

  （一）“良渚学”越来越成为一门显学

  从1936年良渚遗址被发现以来，“良渚学”研究经历了“高潮-低潮-高潮”的发展阶段。当前，由于良渚古城遗址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良渚古城遗址公园精彩亮相，国内外专家、学者、公众纷至沓来，良渚遗址享誉中外，“良渚学”研究正处于新的高潮。作为良渚遗址保护管理的工作者，我有责任把良渚遗址正在经历的历史性成就记录下来，传承下去，使之流传后世，让今人和后人都能认识良渚遗址、感受良渚文化、传承良渚文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

  （二）个人兴趣使然

  我小时候就非常喜欢阅读历史书籍、观看历史影片和电视剧。上学后，历史学课程的学习成绩也一直不错，报考大学时，我就填报了历史学（师范）专业，在校学习也比较努力。大学毕业后，我顺其自然地报考了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的硕士研究生。读研期间，我翻阅了大量专业书籍，做了很多读书笔记，积累了毕业论文写作的丰富资料。研究生毕业后，我考取了杭州市公务员，成为一名良渚遗址的保护管理工作者，并一直工作至今。一路走来，我最大的感悟就是兴趣对学习和工作的推动作用是非常大的。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我抽出时间专门从事良渚遗址的价值与保护利用传承研究，很大程度上是个人兴趣让我坚持下来。

  （三）事业和生活的“助推剂”

  有人曾经问我，作为一名公务员，你不用评聘职称，也不用出科研成果，为什么还要这么努力地撰写著作呢？我说，终身学习是社会和个人全面发展的必要条件，撰写著作其实就是为了使自己时刻保持一种奋进的学习状态，有目标、有计划、有平台、有载体地学习，让学习成为自身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同时，结合工作实践和专业领域的学习，有助于事业的发展，推动自身总结经验、反思不足、开拓未来，使事业发展始终走在光明大道上。

  撰写本著作既有学术意义，又有现实意义。从学术意义上来说，过去，良渚遗址研究主要聚焦于良渚遗址考古学、文物与博物馆学，对良渚遗址的价值内涵和良渚遗址保护利用传承工作实践的研究相对较为薄弱。而良渚遗址的价值内涵是良渚文化的精髓，是良渚古城遗址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重要条件，是良渚遗址自身魅力之所在。在认清良渚遗址价值内涵的基础上，集公众之力，多层次多渠道多类型地保护利用传承良渚遗址，使它融入时代、融入公众、融入生活，为世人所知晓、所热爱、所体悟，是当代良渚遗址保护研究传承利用事业的着力点。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更应该总结80年多来良渚遗址保护管理研究利用的历史经验，提出促进“后申遗时代”良渚遗址保护研究传承利用事业的对策建议，多做打基础、利长远的基础研究，善做针对性和可操作性都很强的应用研究，为后人积累丰富的资料，提供今后研究的目标和方向。从现实意义上来说，本著作是在“后申遗时代”，当好良渚遗址的“保管员”、“研究员”和“推广员”，做好“深化”“联动”“激活”“互鉴”四篇文章的有益探索，有利于促进良渚古城遗址申报《世界遗产名录》工作经验的成果转化，有利于为推进良渚遗址和良渚文化的保护研究传承利用事业提供理论支持和决策参考，有利于推动良渚遗址和良渚文化走向公众、走向世界、走向未来，为延续浙江和杭州文脉、增强中华文化自信和中华民族凝聚力、推动杭州建设独特韵味别样精彩世界名城贡献力量。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简述

  良渚遗址是我国新石器时代晚期长江下游太湖流域考古大遗址，是良渚文化的发现地和核心区。随着良渚遗址的考古研究和保护利用工作的不断推进，特别是良渚古城遗址成功申报2019年《世界遗产名录》，这些工作的开展已经逐渐改变了人们对中华文明起源方式和地区的认识，长江流域也是中华文明的摇篮，良渚古国是中国之前中华大地上最早的国家。借此良机，良渚遗址和良渚文化研究事业日益繁荣。

  目前，良渚遗址研究论著以良渚遗址考古研究成果为基础，从地理环境、城市规划、社会发展、生产生活、精神信仰等多角度探究了良渚遗址与良渚文化的发展状况、兴衰原因，对于我们认识良渚遗址与良渚文化的历史文化价值有重要意义。

  良渚文化发现人施昕更先生的《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发表于1938年，是施昕更先生的呕心沥血之作，开辟了良渚遗址研究的学术领域，值得我们认真地学习、体悟和继承。

  林华东先生的《良渚文化研究》是第一部全面系统探讨良渚文化的学术著作。该书论述全面，内容包括良渚文化的发现与命名、遗址的分布和分期、文化的界定，陶器、玉器的工艺及特征， 还兼及生活环境、经济模式、精神世界、社会形态, 并对良渚文化的去向和影响，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索。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良渚遗址群考古报告之一——之七》是研究良渚遗址的重要基础性资料，这些考古报告系统记录了良渚遗址群重要遗址点的考古发掘背景、发掘过程、发掘成果，并对有关问题作了一定的研究论述。

  《良渚文化刻画符号》一书收集整理了良渚文化器物上的656个刻画符号，符号种类超过340种，填补了良渚文化刻画符号研究的空白，为研究我国文字起源提供了丰富资料。

  黄宣佩先生的《良渚文化研究50年》，回顾了20世纪50年代以来，我国考古学界对良渚文化的研究历程、成果，记录了许多激动人心的辉煌时刻，为我们了解、认识良渚文化研究史，推进21世纪良渚文化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具有宝贵的指导意义。

  刘斌、王宁远等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学人综合近30年的良渚遗址考古研究成果，撰写的《良渚：神王之国》从权力与信仰角度诠释了良渚古国的核心特征，为我们从早期国家文明的角度认识良渚文化提供了有力的依据。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南京博物院、上海博物馆编著的《良渚考古八十年》，以2016年良渚遗址考古发现八十周年为契机，特别是以良渚古城和外围水利系统考古新发现为代表，良渚文化作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区域文明，其地位和意义越来越受到国内外学界的关注，良渚王国和良渚文明实证了中华5000年文明史。该著作回顾了良渚考古八十年的历程，总结了良渚文化考古取得的长足进展，并以沪宁杭三地携手展望良渚考古的未来。

  国外的良渚文化研究方兴未艾。以英国剑桥大学教授科林?伦福儒等为代表的世界著名考古学家，将良渚文化与苏美尔文明的乌鲁克遗址、哈拉帕文明的摩亨?佐达罗遗址、古希腊文明的基克拉迪文化等世界早期文明进行比较研究，论证了良渚文化已经进入早期国家文明阶段，是中华5000年文明史的标志，代表了东亚地区新石器时代稻作农业的高度成就。科林?伦福儒教授曾数次来杭州讲学、参观，与浙江省和杭州市的学人有深入的学术交流，表示要将良渚文化写入国际权威考古学著作，促进良渚文化走向世界。此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员、希腊政府文化部门官员、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多位专家和参加“世界考古论坛”的国际专家实地考察良渚古城遗址公园和良渚博物院，对良渚文化取得的辉煌成就赞叹不已，表示希望加强与良渚遗址的交流合作，推动中华文明与世界各国文明的交流互鉴。

  综上所述，学术研究是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前提。国内外论著以良渚遗址和良渚文化的考古研究成果为基础，对良渚遗址和良渚文化的总体面貌、发展状况进行了不懈地探索研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彰显了良渚遗址和良渚文化的历史文化价值和学术价值，为我们开展良渚遗址的保护利用工作和良渚文化的传承弘扬创造了条件，提供了前提，是我们开展下一步保护、管理、研究、利用和传承工作的基石和灯塔。

  三、本著作的主要观点、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一）本著作的主要观点

  良渚遗址以其规模宏大的古城遗址和外围水利工程遗址、山环水抱的选址特征、内外环通的水系格局、聚落层级的空间关系、具有表意功能的刻画符号以及丰富的历史遗物，见证了新石器时代晚期我国长江下游环太湖地区的早期国家文明发展阶段，说明良渚遗址是实证中华5000年文明史的圣地，以良渚遗址为代表的良渚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开展良渚遗址的保护研究传承利用工作，将良渚遗址的价值内涵挖掘出来、传承弘扬下去，对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作出新的贡献。

  （二）本著作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本著作的撰写拟采取论从史出和理论联系实际的研究思路。

  首先，通过研读良渚遗址和良渚文化的有关档案文献，积累资料，并对收集的资料加以整理，形成尽可能完整的资料汇编。

  其次，通过参观博物馆、赴良渚古城遗址公园现场考察、与有关高校、政府部门、科研单位、遗产保护管理机构等交流合作，积累一定的保护、管理、研究、利用素材，并对收集的资料进行加工整理，进一步提升对本课题研究的认识水平。

  第三，认真研读有关资料，深入参与良渚遗址保护、管理、研究、利用和传承工作，将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为撰写著作奠定基础。

  最后，按照学术著作撰写的要求，认真撰写著作，力求形成高质量的研究性学术成果，并关注学术著作的社会反响，进一步完善有关内容。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本书所有数据和资料的引用时间截至2019年12月。

  因本人学力有限，加之时间仓促，书中难免存在不足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