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0年前的良渚遗址，是目前所知新石器时代长江流域规模最大、年代最早、功能最复杂完整的城市文明。与良渚文化内重要遗址、我国境内早期城址、全球范围内早期文明起源地的重要城市相比，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一、与良渚文化内重要遗址比较

  将良渚遗址与良渚文化的同类遗址比较，包括与目前已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的7处良渚文化遗址[ 7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分别是福泉山遗址、青墩遗址、绰墩遗址、草鞋山遗址、赵陵山遗址、庄桥坟遗址、新地里遗址。]以及其它较为重要的5处良渚文化遗址[ 其它较为重要的5处良渚文化遗址分别是横山遗址、玉架山遗址、高城墩遗址、寺墩遗址、茅山遗址。]进行社会复杂程度的比较。可知：

  （一）良渚遗址规模宏大，功能复杂，遗迹种类最为丰富多样。福泉山遗址、寺墩遗址、赵陵山遗址、横山遗址、草鞋山遗址等发现的主要只是高等级墓地。玉架山遗址、新地里遗址、庄桥坟遗址等表现出良渚文化不同等级聚落的特点，但是跟良渚遗址的布局结构迥然不同。茅山遗址发现了目前良渚文化早晚阶段的水田，为理解良渚遗址所依托的稻作农业形态提供了重要的考古学证据。

  （二）良渚遗址与其他良渚文化遗址的关系是单方向、往外辐射的。在其他良渚文化遗址中，可以看到从良渚遗址直接获得的身份标志物，但是在良渚遗址中却鲜见来自其他良渚文化遗址的物质文化影响。这种单中心的政治格局，使良渚遗址成为良渚文化唯一也是最高等级的社会政治中心。

  （三）良渚遗址也是整个良渚文化的宗教中心。目前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各类遗物（特别是玉器、刻纹陶器、漆器等），其纹饰、母题、风格都与良渚遗址保持高度一致，并且玉器上的神人兽面纹以良渚遗址所见的最为繁复多样，可见这一物化形式背后所承载的早期宗教或思想内容是由良渚遗址的使用者来创造、解释并传播的。

  （四）良渚遗址是良渚文化范围内的经济中心。良渚古城外围水利工程遗址是目前良渚文化中唯一所见利用自然地貌对水资源进行大规模管理的实例；水坝、莫角山人工土台、良渚古城城墙等大量公共性建筑和设施的营建也需要大量的劳力支出和人员管理；莫角山东坡、南坡发现的大面积炭化稻谷堆积也说明良渚古城内具有相当规模的粮食储存设施。由于良渚古城内外目前没有发现明确的水田，良渚遗址考古发掘中也少见良渚典型的农业工具（如石犁、破土器、耘田器等），作为一个城市，良渚古城更像是一个管理中心和手工业生产中心，而不是农业生产中心。

  综上所述，良渚古城是良渚文化中唯一的、也是最高等级的城市，良渚遗址是良渚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中心，能够全面展现良渚社会的方方面面。

  二、与我国境内早期城址比较

  在《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录》中，我国的史前遗址除“良渚遗址”外，还有1处“红山文化遗址”，这是由牛河梁遗址和其他同期聚落遗址组成的史前遗址。两者分别位于相距1200公里的辽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其中，红山文化遗址的核心价值由具有早期仪式中心性质的大型祭祀与墓葬遗存“牛河梁遗址”所承载，但是在该遗址中尚未发现有城址规模和形式的居住遗迹。良渚遗址则以揭示社会阶层显著分化的城市空间功能布局和呈系列的分等级墓地所组成的良渚古城遗址为核心价值所在，具有城市文明的基本特征。因此，两者的代表性遗存分别代表了长江流域和辽河流域两处不同地理—文化区域的史前最高文明成就。

  在《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中，属于中华文明起源或早期阶段（约公元前3500年-公元前1100年）的重要城市遗址除良渚遗址外，还有长江上游的宝墩遗址、长江中游的石家河遗址、黄河中游的陶寺遗址、石峁遗址和二里头遗址、黄河下游的两城镇遗址等，分别代表了我国史前不同区域的社会复杂程度；直至商代的殷墟出土了甲骨文和发现商王世系，意味着中华文明已进入成熟的历史阶段。

  石峁遗址位于陕西省神木市高家堡镇，地处黄土高原北部毛乌素南缘。目前考古工作者已经在这里发现了由皇城台、内城和外城三部分构成的石砌城垣，城内面积超过400万平方米，是目前我国发现最大的史前城址。其中，皇城台是石峁遗址的核心区域，建造年代大约是在公元前2200年-公元前1900年之间。在4000年前，这座石头城中的高等级贵族就居住在这座高台之上，并可能在这里从事宗教祭祀等活动。从2016年开始，考古工作者对皇城台的门址、东护墙北段上部和大台基三个区域进行发掘，出土了数以万计的玉器、骨器、陶器、石雕及纺织品残片。2019年，发现了直径约0.5米，高度近1米的“神面纹圆型石立柱”。考古学家认为，这有可能是图腾[ 图腾：记载神的灵魂的载体，是古代原始部落迷信某种自然或有血缘关系的亲属、祖先、保护神等，而用来做本氏族的徽号或象征。商周时期盛行的饕餮纹是我国古代典型的图腾纹饰。 ]柱。这与在良渚遗址发现的“神人兽面纹”有一定的相似之处。

  陶寺遗址位于山西省南部的襄汾县陶寺乡，地处汾河岸边、临汾盆地。考古发现，这里有一处面积约2.8平方公里的城址，建造年代距今4300年至3900年。在陶寺遗址，考古发现了宫殿区、王陵区、城墙、大型礼制建筑区、官营手工业作坊区、普通居民区、王权控制的大型仓储区等都城应当具备的功能区划，并在陶器上发现了原始文字。考古实证表明，4000多年前，这里是一处政治、经济、军事和宗教中心。陶寺遗址的社会组织已经进入到国家阶段。同时，陶寺遗址大墓中出土了良渚文化中产生的、表明持有者身份的特殊器具——玉琮、玉璧，表明中华大地上各个区域的早期文明不是相互隔绝的，而是相互学习借鉴吸收，形成了一个联系比较紧密的文化圈。

  石家河遗址位于湖北省天门市石家河镇镇北的土城、芦岭、唐李、东桥四个村，地处长江中游腹地、江汉平原北部与大洪山南麓结合处的山前地带。主体位于东西两河之间，东西横跨2公里，南北纵跨4公里，总面积达8平方公里，核心区域的遗址点有40余处，年代跨度距今6000年至4000年。石家河城址平面呈南北向长方形，东西长近1200米，南北宽约1300米，城垣内面积约1.32平方公里，城壕内总面积达1.80平方公里。城址的城市功能已十分明确，有祭祀场所、宫殿建筑、手工作坊、墓葬场地。在石家河城址内，还有一座谭家岭古城，平面大体呈圆角方形，东西长440米，南北宽390米，城垣内总面积0.17平方公里，城壕内总面积则达0.26平方公里。石家河遗址及由它命名的“石家河文化”代表了长江中游地区史前文化发展的最高水平。

  以良渚古城遗址为核心的良渚遗址与上述早期城址相比，具有城址规划布局、功能形态、刻画符号、祭祀纹饰、出土器物等相似特征，但是良渚遗址的规模要大，年代更早，代表了我国新石器时代晚期史前文明发展的最高成就，因此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些我国早期城址大部分位于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这一现象充分揭示出长江流域的稻作农业与黄河流域的旱作农业在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阶段对中华文明 “多元一体、兼容并蓄、绵延不断” 的总体发展特征各自做出的贡献。在与这些城址的比较中，也突显出良渚遗址具有长江流域下游地区建于湿地、以稻作农业为生业基础的水城特征，其堆筑的城墙、城内较为清楚的功能布局等，也是区别于其他我国早期城址的显著特点，为见证中华5000年文明史提供了独特的物证。

  三、与世界范围内早期文明起源地的重要城市比较

  在时空上，良渚遗址与苏美尔文明、哈拉帕文化同处北纬30度附近，年代上也同是新石器时代。这些地方早在5000年前就进入了早期国家文明阶段。

  从文化序列来看，苏美尔地区文化起步早，距今8500年-6000年时，苏美尔地区的文化和社会发展进程远远高于环太湖地区，同时也高于尼罗河流域和印度河流域。直至崧泽文化时期，环太湖地区才逐渐赶上苏美尔地区同时期的发展水平。从距今5300年前后开始，两地均进入早期国家文明阶段，并延续发展了1000年，最后在距今4300 年前后发生断裂，文明的遗产虽然在后世得到传承，但作为一种独立的文明已经消失[ 陈明辉：《苏美尔地区与环太湖地区的社会复杂化之路——兼谈苏美尔文明与良渚文明的初步对比》，《南方文物》2018年第1期，第77-88页。]。

  哈拉帕文化处于约公元前2600年-公元前1500年的印度河流域。在哈拉帕文化中，发现了世界上最早的大型古城摩亨·佐达罗，以及尚未被释读的大量刻画符号。与良渚遗址一样，哈拉帕文化也有犁耕农业，农作物主要是小麦和芝麻。手工业产品主要有红陶和灰陶。据研究，哈拉帕文化的消失原因是洪水泛滥，而良渚遗址的消失原因可能是海啸引起的大洪水，水资源管理问题是哈拉帕文化和良渚遗址共同面对的挑战，这也倒逼了早期国家文明的产生和发展。

  综上所述，良渚遗址是良渚文化最杰出的代表，价值突出，意义重大，因此要科学保护、合理利用良渚遗址，大力传承良渚文化，弘扬良渚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