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通论

中藏经

汉·华佗（字元化）著，成书年代不详。

全书三卷，可分两部分。第一部分为医论，共四十九篇，主要论述各个脏腑的虚实寒热、生死逆顺等法，同时联系脏腑生成和病理的虚实寒热，分析症候和脉象。后一部分介绍各科治疗方剂及其主治病证，包括内、外、妇、儿、骨伤、五官、口腔等科较常见的病证及其主治方药。

本书最早以脉证为中心来分述五脏六腑病证的寒热虚实性质，形成了系统的脏腑辨证理论，对后世脏腑学说的形成和发展影响深远。唐代孙思邈《千金要方》中的脏腑辨证、宋代钱乙《小儿药证直诀》的儿科脏腑辨证，均吸取了本书的精华。金元时期的张元素，在其所著的《医学启源》中，几乎全部引用了本书脏腑辨证的內容。书中还认识到天人统一的整体观、阴阳五行学说和寒热虚实辨证法在中医理论体系中的重要性，为建立中医学基础理论的逻辑体系作出了典范。

本书介绍的病证，以内科杂病为重点，如阴厥、劳伤、传尸、中风偏枯、脚弱、水肿、痹症、痞症、癥瘕积聚等；并兼论外科常见的疔、痈疽病证及妇、儿、骨伤等各科病证。书中所列方剂，大多配伍严密，有较详细的服用法，便于读者使用；而其中不少方剂不见于其它方书，临床用之又颇有效验，弥足珍贵。

对于本书的作者，历来认为是后人托名之作。有人考之谓华佗之弟子吴普、樊阿等依据华氏遗意录辑，后人撰抄而成。

现有《医统正脉》、赵孟頫抄本等多种刊本，以人民卫生出版社1963年出版的铅印本较为流行。

清•沈金鳌（字芊绿，晚号尊生老人）撰，刊于1773年。

本书为《沈氏尊生书》的重要组成部分。题曰“杂病”，实泛指一切疾病，非与外感而立之杂病。沈氏认为：“无论何因，凡发生于皮毛、肌肉、经络、脏腑的病证，在辨证治疗中极易杂乱混淆，故统之曰“杂病”。基于这个原因，故撰此书，分证以探其由来，审其变迁，从流溯源，而后明其治法，变杂乱为明晰。

书中论述内科杂病及五官科等病的源流、证治，其以脏腑、奇经八脉、六淫、内伤外感、面部、身形等六门分列诸病。每门分若干病证，如脏腑门又按肺、大肠、胃、脾、心、小肠、膀胱、肾、心包、三焦、胆、肝的次序分为十二类，每类之下，再分列常见病证。每病各著源流一篇，并详述病证原委，悉其形证，考其主治，因病用方，理法方药非常契合。同时在介绍方治外，并附导引等治法。

本书论述较为完备，颇多可取之处。其临证重在辨明其源流。如论“脾”，在指出脾“赡运用，散精微，为胃行津液”，“以升为德”，“当水谷之海”、“十二经根本”，“后天之本”的同时，又指出“脾统四脏，脾有病必波及之；四脏有病，亦必待养于脾”，其论可谓简明。如“泄泻”一证曰：“泄泻，脾病也，脾受湿不能渗泄，致伤兰门元气，不能分别水谷，并入大肠而成泻，故口渴，肠鸣、腹痛、小便赤涩，大便反快，是泄固由于湿矣”。又指出虽然风、寒、热、虚均可致泄，但“苟脾强无湿，四者均不得而干之”。病因既明，而后分型论治。“其湿兼风者，飨泄也……宜平胃散加羌、独、升、柴；其湿兼热者，……宜六一散或胃苓汤加黄连”等。所论源流清晰，辨证精详，立法确当，方药可取，既尊古经之旨，又参明己见，广为发挥，确有燃犀烘幽，启蒙解惑的作用。

本书每门之末，又附养生导引之术，提倡综合治疗，亦是别具特色。此外，书中强调预防，主张“守静定息，节饮除欲，则百病不生。”反映了沈氏既长于辨证用药，又善为气功导引之术。本书是一部理论联系实际，具有重要的实用和参考价值。

本书收载于《沈氏尊生书》中，有1957年上海卫生出版社排印本较为流行。

医学实在易

清•陈念祖（字修园）著，成书于1808年。

全书八卷。卷一为中医基础理论。卷二至卷四，为内科杂证。卷五至卷七，系各证诸方。卷末为补遗并外备诸方，以及妇科诸病的方治。本书用通俗易懂、明白晓畅的文字，对中医理论作了深入浅出的论述，引导后学知其易而造诣其难，则易者不易而难者不难，故名《医学实在易》。

本书以“深入浅出，返博为约”为编写宗旨，论证以表、里、寒、热、虚、实、盛、衰为提纲，以所属诸证分别归入以上八类之中。论脉以浮、沉、迟、数、细、大、短、长为提纲，以同类诸脉附之。纲举目张，易于掌握应用。每证之后节录《内经》原文“以示穷流必溯其源。”并附有每证之歌诀，便于记忆、理解。徐序谓：“举八脉之显证可见者为诸脉据，举一证之确然不移者为诸证据，线索在手，操纵自如，‘易'之至也。”又有人评曰：“连篇累犊而不繁，寥寥数语而不漏。”本书是自学与教学的重要参考书，也是流行广泛的医学启蒙普及书。

本书有1959年人民卫生出版社排印本流行。

笔花医镜

清•江涵暾（字笔花）撰，成书于1824年。

江氏是清代官吏，服官于粤。中年后习医，颇有心得，博釆张仲景、李东垣、张景岳、程钟龄诸家之论，参以己意，撰成《医镜》，供人借鉴，故以书名。全书凡四卷，卷一总论四诊的运用，辨证候的表里虚实寒热及内伤、外感等证方药。卷二论述脏腑证治，以脏腑十二经分部，具体阐明了各病证的鉴别及其治法；按脏腑辨证用药，列补泻“药队”和方剂。卷三为儿科证治，从初生到小儿常见病，予以论述；卷四为女科证治，包括总说、经、带、嗣育、胎前、产后诸证。本书内容精要翔实，文字浅显易懂，故流传较广。

书中多釆集诸家学说，从临床实用出发，无浮辞泛论，纲举目张，层次分明。江氏认为，任何疾病不离乎表里、寒热、虚实，最关键的是审知病在何脏何腑，证既洞澈，药自效灵。故治病不在多立病名，多立方书，而是以形求理，以简驭繁，欲其精以穷其变。用药主张须量其材力之大小而宜。他认为，药物之用有一利，亦有一弊。如大补、大攻、大寒、大热之品，误用而能伤人。他善于辨别脏腑的表里寒热虚实，选方用药也必依脏腑辨证。所以，各“药队”分“猛将”、“次将”。例如心部药队中的补心猛将为北五味，补心次将为枣仁、柏子仁、远志、丹参、龙眼肉，麦冬、当归、白芍、茯神。泻心猛将为石菖蒲、黄连、木通、朱砂、犀角，泻心次将为山栀仁、连翘心、通草、车前子、竹卷。江氏如此详细列药，以示后人不可孟浪，必斟酌分量，庶知利害。

总之，本书的特点是：辨证精细，用药切当。篇幅不多而条理井然，是一部较好的医学门径书。

1957年上海卫生出版社铅印本较为流行。

医门棒喝

清•章虚谷（名楠）撰，成书于1825年。

本书有初集、二集之分。初集书成于1825年，二集书成于1835年。书中主要论述了中医基础理论、诊法、内、外、痘疹各科，尤其对伤寒和温病阐发尤多。

章氏推崇张仲景的辨证论治学说。认为“治病者，必审其现证。……药随病变，朝夕不同；惟求其当而已。……仲景之法，全在审证立方，其邪既变，故方药亦变。”章氏在温病方面推崇叶天士、刘完素、朱震亨、张介宾、李东垣等学说，但批判接受，取长补短，并非盲从。如张景岳在治疗上强调“扶阳抑阴”。章氏指出：“景岳昧于《易》理，执迷《丹书》‘先天为阳，后天为阴’之言。又要穿凿扶阳抑阴四字，遂臆造阴多阳少、阳弱阴强等似是而非之说。”认为“阴阳之道，本无有余、不足”，“一阴一阳之为道，则阴阳贵平，非固有尊卑，而当扶之、抑之也。”又引《内经》说：“经言：‘阳杀阴藏’是阳又主杀矣。则必扶阴抑阳，方为善乎。”语虽偏激，但也不无道理。

章氏对内科杂证的辨证论治，也有许多独到之处，例如论虚损，指出：“治损者，先辨阴阳，次分上下。阴虚者，最忌助气；阳虚者，大禁寒凉。上损，则清金为先；下损，必固肾为本。”又说：“正亏为虚，邪盛为实。……正虚者，有阴虚、阳虚、气虚、血虚之异。阴阳虚者，须培肾元。……气血虚者，须调脾胃。”又说：“纯虚者，补之尙易；纯实者，攻之不难。无如纯虚纯实之证少，而虚实错杂之证多也。正虚挟邪，执用补法则锢其邪；执用攻法则正气脱。”这些都是从临床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经验之谈。

总之，章氏对医学阐发有不少特点，他遵古而不泥古，能大胆揭露诸家流弊，阐明经旨，有助临床，是一部值得学习的好书。

本书有1929年绍兴墨润堂岀苑石印本流行。

医林改错

清•王清任（字勋臣）著。成书于1830年。

全书两卷。上卷主要辨析古人在脏腑解剖和生理方面的错误，并叙述了通窍活血汤、血府逐瘀汤及膈下逐瘀汤主治的各种病证。下卷，重点论述半身不遂的病理及治疗，对瘫痿、瘟毒吐泻转筋、抽风、痘、妇人胎产疾病、痹证等也有所论及。

本书中反映了王氏的学术观点及成就，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

首先，王氏纠正了前人医著中对人体脏器记载存在的大量错误。他认为“业医诊病，当先明脏腑，”“著书不明脏腑，岂不是痴人说梦？治病不明脏腑，何异于盲子枉行？”为此，王氏历尽千辛万苦，顶着各方面舆论的压力，亲赴义冢察看死尸，历四十余年著成本书。王氏在书中纠正了肺有六叶两耳、肝有七叶、心有七孔三毛、脾闻声则动、肺中有24孔、尿从粪中渗出等错误论断，发现了人体内部的“卫总管”（腹主动脉），“荣管”（上腔静脉），“遮食”（幽门括约肌），“津管”（总胆管），“总提”（胰脏），“膈膜”（横膈膜）等结构。尤其对膈膜的记述相当准确，曰：“人胸下膈膜一片，其薄如纸，最为坚实”。同时，他再次肯定脑子主宰思维记忆的功能，认为“灵机记性，不在心在脑”，此谓补前人之未备。

其次，王氏丰富和发展了补气活血、祛瘀活血法理论在临床的应用。王氏认为“治病之要诀，在明白气血”，因此，他多从气滞血瘀和气虚血瘀两个方面来论其病机，所制方剂，亦多具补气、理气、活血、化瘀的作用。如治疗半身不遂的补阳还五汤及其衍方十余首，其中除急救回阳汤外，全以黄芪为主药，剂量最大者用至八两。王氏对有关血瘀所致病证的论述，较前人更为丰富；其所制的血府逐瘀、膈下逐瘀、少腹逐瘀诸方，更是流传广泛，深为医家所推崇。

另外，王氏治吐泻转筋，分攻补两法；谓小儿抽风非中风，以大补元气一方治之；论痘非胎毒，痘浆非血化等，亦足供临床医家所参考。

由于受当时社会条件及观察条件诸因素的限制，王氏也有论述错误之处。如他误认为“心无血”和“头面四肢按之跳动者，皆是气管”。而其他医家提出肺“吸之则满，呼之则虚”的正确意见，王氏却认为是错误。然白璧微疵，本书仍不失为一部颇有创新精神、实用价值较高的重要医著。

本书对后世影响较大，解放后屡次重版，以1966年上海科学技术岀版社铅印本最为流行。

类证治裁

清•林珮琴（字云和）撰，成书于1839年。

林氏由儒而医，勤学不倦，灯下披阅方书，数十年如一日，至老弥笃。其学“贯串于《灵枢》、《素问》、《难经》之书，以意为变化，而不泥于古。”所著《类证治裁》八卷，分门别类地叙述内科、妇科，外科的各种病证。书中釆摭历代医著，择其精要，参以己见，识证精确，运用治法适当，在临床参考书中颇具影响。

林氏治学，主张“博”“思”二字。提出“学不博无以通其变，思不精无以烛其微，惟博也故腕妙于应，而生面别开，惟精也故悟彻于元，而重关直闢。平时灼有定见，临证不设成心，诊毕矣，审用何法，法合矣，选用何方。权衡乎禀禀厚薄，病之浅深，治之标本，药之浮沉，及一切正治从治，上取下取，或上病取下，下病取上，或从阴引阳，从阳引阴，必先岁气，毋伐天和，乃知执一者拘，多歧者泛，师心者愎，随俗者庸。至于体贴病情，曲折都尽，习圭所授，立起沉疴。”可见林氏不是深于学，精于思，难臻此境。

林氏宗经立论，酌古用方。他认为，辨别证候是临床处方用药的关键环节，提出：治病之难在于识病，而识病之难在于辨证。故在每一类病中，首先概要地论述其病因和脉证辨治，继之详细分辨每类病中的重点证候，介绍治法和应用方剂，并附有医案以互相参照。因此，本书是一部辨识病证，运用治法的必读之书。

1988年人民卫生出版社有点校本出版流行。

医醇賸义

清•费伯雄（字晋卿）撰，刊于1863年。

费氏是晚清以来孟河四大医家之一。世代业医，至伯雄已历七世。禀承家学，究心《灵》《素》，服膺长沙，而于历代诸家及时贤之长，则兼而取之，故能学贯古今，名噪咸丰、同治间。费氏因感当时医学芜杂，医者不善继承前人学术，乃集其平生医学理论和临床经验著《医醇》二十四卷，未及付剂，即毁于兵燹。晚年追忆《医醇》中语，但“不及十之二三”，遂取名《医醇賸义》，计四卷。论理平正，切于实用。

本书系作者平生治疗经验心得。以“首察脉，次辨证，次施治，此三者为大纲。列述风寒暑湿燥火六气之候以及虚劳内伤等诸杂证（伤寒除外），讨论病证，随载自拟效方及成方，皆平实可依。治病讲究实效和变通化裁，自谓“就治字中，又分三层，曰理、法、意。医有医理，治有治法，化裁通变，则又须得法外意也。”语极中肯，较有参考价值。在临床上，费氏十分重视调营之法在治疗中的作用。他认为：“人之一身，大俞十有二经，络三百五十三溪，全赖营血灌输，方能转运。”其作用有二个方面，即二荣者发荣也，非血则无以润脏腑，灌经脉，养百骸，此滋长之义也。一为营，营者营垒也，非血则无以充形质，实腠理，固百脉，此内守之义也。”因此，诸如眩晕、肝风内动、痿、虚劳、痺症、咳、呕、吐逆、肝胃气痛、关格，月经不调、外伤、目疾，以及小儿解颅、龟背等症，无不着意调营，广泛使用。

调营以治肝，亦是费氏学术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其中有抓住主证治疗的，如羚羊角汤、滋生青阳汤等；有结合兼证治疗的，如茱萸附桂汤、涵木养营汤、解郁合欢汤等；也有联系到其他内脏的，如抑木和中汤、调营敛肝饮等。调营治肝的药物，如当归、川芎、红枣、丹参、芍药等血药，亦为费氏所喜用常用，即使肝胃不调与肝胃气痛方中，亦皆用之。其经验均来自临床实践，故近代名医秦伯未氏盛称“《医醇賸义》里有不少肝病处方，配伍严密，值得探讨”

1957年上海卫生出版社有铅印本较流行。

中医临证备要

秦伯未等著。刊于1963年。

本书主要是帮助读者在掌握中医基本理论之后，在临床上如何运用辨证论治方法来诊治疾病。书中以形体部位，分为全身、头面、目、耳、鼻、口唇、舌、牙、咽喉、颈项、肩背、胸胁腋乳、腰、腹脐、四肢、手足、前阴、后阴、肉脏、妇科证状等二十门计四百一十七证。其中以内科为主，择要地结合了妇、儿、外和眼、喉等科，并以方药为主要疗法，斟酌附入了针灸和推拿等一些治法。内容切合实际，可备临床参考，因名《中医临证备要》。

本书在前人成就的基础上，结合各地研究的成果和编写者个人的经验，加以简要的论述，对于每一类证状，先作概括性的介绍，然后分别说明其原因、病理和治法，既全面，又简明。方剂亦相当丰富，有通治方，亦有主治方，也酌收一些验方和单方，并力求针对病证常用有效者为标准。如“眉棱骨痛”用选奇汤；“妇人阴癢”用溻癢汤熏洗，都是屡试不爽的有效方。有些证状不出方剂，则注明参阅他条；有些方剂用量，因古今度量衡制度不同，各地区的传统习惯也有岀入，特别是病情的轻重、体质的强弱，年龄的老少等不同，故附方一概不注用量。对于特殊的方剂则仍附药量和治法、用法，以免影响疗法。明确反应了理、法、方、药相结合的辨证论治的特点。

篇后附有“辨证论治浅说”，提岀：一，首先抓住主证进行询问。获得材料进行全面研究，作出初步印象。二，对病人所述的材料，结合兼证包括脉、舌、气色等进行辨别，作出诊断。三，根据诊断定出治疗方针，然后根据治疗方针选方用药。同时结合实际病例，说明在临证时如何抓住主证，探讨病因、确定证候，进行治疗的示范。因此本书具有临床手册的作用，可供中西医临床参考之用。

1973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再版本较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