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内科

（一）伤寒

伤寒论

东汉·张仲景（名机）撰，约成书于三世纪初。

本书是张仲景《伤寒杂病论》中的一部分。《伤寒杂病论》晋时已散失，经当时王叔和的收集整理，使原书中的论伤寒内容得以保存下来，称为《伤寒论》。目前《伤寒论》通行的有两种版本：一为明·赵开美的影宋刻本《伤寒论》（简称“宋本”），一为金·成无己的《注解伤寒论》（简称“成本”）。

《伤寒论》十卷，二十二篇，载一百一十三方，应用药物八十二种。书中作者运用《素问·热论》的理论，博采众方，结合自己丰富的临床经验，对外感热病的发生、发展、预后、治疗等进行了精辟的阐发。首创了对伤寒病的六经辨证方法，将外感疾病所表现的具有规律性的各种症候，归纳为太阳、阳明、少阳、太阴、少阴、厥阴六经病证，每经结合阴阳、表里、寒热、虚实以条文形式对各证逐一进行辨证论治，即有“同病异治”，又有“异病同治”，确立了伤寒病的治疗规范，将理、法、方、药有机的结合起来，成为一部临床巨著。

书中创立的一百一十三方，不但组方严谨，效用颇佳，而且其治疗原则，对临床各科均有指导意义，如麻黄汤、桂枝汤、白虎汤、小柴胡汤、理中汤等已成为广泛应用的名方，至今仍被医家所推崇。

本书总结了汉以前有关热性病的理论和经验，充实和发展了《内经》热病的学说，奠定了辨证论治的原则，对推动临床医学的发展影响深远，成为中医的著名“经典”。

1955年重庆人民出版社有赵开美影宋刻本出版流行。

本书凡二卷。上卷首叙“治虚脉法总括”，“脉法分类”，“治虚有三本、二统”等三十二论，叙述脉法、病因、治疗大法和预防原则，然后讨论了吐血劳嗽，骨蒸遗泄、传尸尸疰等各种虚痨证的证治，均一一辨析，悉以中医“八纲”为讨论中心。继述“知节”、“知防”、“知护”、“知候”、“知守”、“知禁”等调养措施。下卷叙“虚劳本治方”及其加减运用和十八种治虚药物的临床应用以及用药禁忌。

本书总叙三个重点：一为虚劳病机的阐发，指出引起虚劳的病因有六种，即先天、后天、痘疹病后、外感、境遇之因、医药之医，此称为虚劳六因说。二为虚劳论治大法，提出治虚劳的“三本二统论”。“三本”即指肺、脾、肾。前人论脾肾者多，论肺者少，而作者独详于肺，提出阳虚统于脾，阴虚统于肺的观点。三为虚劳的预防，提出了六个方面的预防措施，即“六节”、“七防”、“知护”、“知候”、“知守”、“知禁”。其中六节指节嗜欲，节烦恼，节忿怒、节辛勤、节思虑、节悲哀，以防情志、思虑、劳伤而致病。“七防”即“春防风，夏防暑，又防因暑取凉而致感寒，长夏防湿、秋防燥、冬防寒、更防非节之暖”而致病。“知护”即强调“四时贼风每从风池、风府而入，秽恶不正之气，每从口鼻而入，或气因食郁，寒自足生”当注意保护。“知候”，是指要了解时令，节气变化对病证影响最大的有三：“一为春初，木盛火升；一为仲夏，湿热令行；一为夏秋之火，伏火烁金”当注意调摄。“知守”有二：“一服药，二摄养，二者所宜守之，久而勿失也。”“知禁”为“一禁燥烈，二禁苦寒，三禁伐气”。以上六种措施，不仅对虚劳，而且对其它疾病的调养，也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本书主旨：治阳虚以健中扶脾，治阴虚则清金保肺为原则。对学习虚劳病的辨证论治与临床实用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1959年上海科技出版社有铅印本流行。

风劳臌膈四大证治

清•姜礼（字天叙）著。约成书于1790年。

本书不分卷，以论述中风、虚劳、水肿臌胀、呕吐、噎膈反胃的证治为重点。同时，简述了霍乱、呕逆、噫气、嘈杂、咳嗽、梦遗，小便癃闭诸疾。姜氏勤求古训，结合临床，其理论遵《素》《灵》之旨，治法本《难经》之说，辨治从越人、仲景之法，并据东垣、丹溪、立斋、喻昌之言，纳绮石之“治劳三本”、生生子之“治劳三愆”，赵献可之“龙雷相火论”，缪仲醇之“治血三法”，陈修园之“诸虚劳用药”等，熔古今论治之精华为一炉，内容非常丰富。

书中论病，概念清楚，说理透彻，立法妥当，方药可行。如其论中风云：“及余考之《内经》、《金匮》诸篇，其论偏枯猝仆诸证，未尝专主于风立说。及余每验中风之人，于未中之先，必有先征，或十指麻痹，或肌肉蠕动，……诸多隐微见于一二年前，人多不觉，直至一时触发，忽焉倒仆。其若果为外中风邪，何以预为若是也？且每见中风之人，必中年以后，或肥盛之躯。岂外风之来，必中年肥盛者方感之耶？若此，则中风之证非特外风所中也明矣。”如此指出了中风病的实质。又论臌胀，谓其“外虽坚满，中空无物”，治宜“补其脾”，兼“养金以制木”，使脾胃无贼邪之害，滋水以制火，使肺得清化之权。书中力戒不察病情，滥用攻利之剂。姜氏曰：“病者苦于胀满，喜行利药，以求通快，不知宽得一日半日，其胀愈甚，而病邪愈盛矣，真阳伤矣。”此说颇有裨于临床。又如对虚劳之治，提出：“凡治虚损之病，当从《难经》治法，损其肺者益其气（四君子汤加黄芪、麦冬、五味、山药之药）；损其心者，调其营卫（八味汤加枸杞、枣仁、石斛、柏子仁）；损其脾者，调其饮食，适其寒温（四君子汤、补中益气汤、建中汤、参术膏之类）；损其肝者，缓其中（四物汤倍白芍、甘草、枸杞、山萸）；损其肾者益其精（熟地、牛膝、人参、五味、菟丝子、苁蓉之类）。并强调“凡虚劳之症，以脾肾两脏为两大纲。……治脾之药，多碍于肾；治肾之药，多碍于脾；善用者必使治脾之药无碍于肾，治肾之药无得于脾，斯为上着。”这些都是姜氏临床中的经验之谈。

本书内容翔备，理法可师，是一部较好的论治风劳臌膈四大难证的专著，可供临床医生参考。

1957年江苏人'民出版社有铅印本流行。

血证论

清•唐宗海（字容川）著。成书于1884年。

书凡八卷。卷一，总论阴阳水火气血，男女异同，脏腑病机，脉证生死，用药宜忌等。二至五卷，分论“血上干证治”，“血外渗症治”，“血下泄证治”，“血中瘀证治”，载“吐血”、“呕血”、“经闭”、“胎气”等共三十三证。六卷为“失血兼见诸证”及与失血有关各证。第七、八两卷为“方解”，编列本书引用各方，附以解说。

本书是血证专著。唐氏认为人体的一切生理活动，不外阴阳水火二气的不断运动所形成，但二者之间则是相互依存，相互为用的。如血的运行，有赖于气的统率；气的安谧，有赖于血的濡润。血液运行不息，才能输送营养于全身；阳气安谧，才能维持一身的生理活动。如果血瘀或气郁，都可逼血妄行而造成各种血证。唐氏对这些问题，体会甚深。他说：“运血者即是气，守气者即是血。气为阳，气盛即为火盛；血为阴，血虚即为水虚”。又说：“气为血之帅，血随之而运行。血为气之守，气得之而静谧；气结则血凝，气虚则血脱，气迫则血走（吐血）”。可见气血两者之间卿关系，是一阴一阳相互维系，只可相得，不可相失。

在治疗方面，唐氏尤重视调理脾气；补虚应以培补脾肾。此外他又提出止血、消瘀、宁血、补血四大步骤。他认为出血证，特别是大出血证，往往气随血脱、危急异常，”此时血之原委，不暇究治，唯以止血为第一要法”（吐血）。血止以后，已离经脉而未出体外之瘀血，必须及早消除，免得以后变证百出。这是第二法。血止瘀消以后，若元气运行仍未安谧的，须防血再鼓动，所以宁血为第三法。出血以后，往往出现阴虚症状，阴虚则阳无依附，久则阳气亦虚，所以以补虚为收功善后之法。方药的选用，亦有独到处。如论述血虚证时，认为其病机为“肝失所藏，木旺而火愈动，心失所养，火旺而益伤血，是血病即火病矣。治法宜大补其血，归地是也，然血由火生，补血而不清火，则治亢而不能生血，故滋血必用清火诸药，四物汤所以用白芍，天王补心丹所以用二冬，是补虚不忘降火。”

本书是唐氏在总结前人经验和理论的基础上，又结合自己的实践体会而写成，是一本较好的临床参考书。

1958年上海卫生出版社有铅印本流行。

何氏虚劳心传

清•何炫（字嗣宗）著。刊书于1888年。

本书不分卷。首列虚劳总论、脉法、死候，次叙虚劳所宜饮食药物及养生之法；再次则详论虚劳所忌饮食诸物及却病之方；最后列有前贤及其本人之医案若干。其论虚劳，认为并无外邪相干，皆由内伤脏腑所致，阐发阴虚成劳之理，如酒、色、思虑、劳倦、郁怒等皆可致之。他认为：虚劳之病有传，即“诸病始于肾，而脾又传肾，谓六经已尽，一脏不可再伤也。如肾病不传心而传肺，此间一脏，以子病及母也。如不传心肺而传肝，此间二脏，以母病及子也。如不传心、肺、肝，而传脾，此间三脏而传于己之所不胜，所谓轻而侮之也”。而劳虚之治有七误，即龙火不能安其位，浮越于上而误用引火归元；胀满泄泻而误用理中温补；肺火烁金而咳，化为浓痰而误用参芪助火；虚火阴亏，而误用苦寒泻火；阴水不足，肺受火侮，由是津液凝浊生痰而误用二陈消痰；午后阴虚发热而误用辛剂发散；虚症渐见，犹不求治，自恃饮食如常，毫不加意，以致治疗过时之误。条分缕析，详辨其所以致误之由，阐述精当，切中时弊。书中何氏提出虚劳治法有三大要点，即一为补肾水，二为培脾土，三为慎调摄，可谓要言不烦而中肯。书中选方二十一首，如保阴煎、六味地黄丸、左归丸、左归饮等，同时自制三方。治疗中变通化裁，法中有法，法外有方，切合实用。

1984年上海学林出版社有影印本流行。

中风斠诠

张山雷纂辑。刊于1933年。

全书三卷。卷一为中风总论，凡十五节。论述“风之为病，以外因、内因为两大纲”，强调辨“风”务先分内外。评述《伤寒》《金匮》《甲乙》等从外风立论的错误观点。卷二为“内风脑神经病之脉因证治”，分列“总论”，“脉法总论”，“治法总论”，“论闭证宜开”，“论脱证宜固”，“论肝阳宜于潜镇”，“论痰涎宜于开泄”，“论气逆宜于顺降”等十一节。着重从诊断与治则上斠诠古贤之说。第三卷为“古方平议”先列“成方总论”，次列开关、固脱、潜阳摄纳、化痰、顺气、清热、滋养、通络、风家服食和通治中风诸方之辨正，共十类，采辑《伤寒》《金匮》《千金》《甲乙》《本事方》《局方》《宣明论方》等书治中风之方剂八十余首，逐一评议，正误纠偏，使之符其新说。

张氏之学承《素问》《千金》《外台》之说，而不迷信前贤的某些论述，敢于进行辨难批驳，富有创新的科学态度。他指出：“凡《素问》之所谓中风，皆外感之风邪也。分别外因、内因，最是清析，初无一陶同冶之误。自《甲乙经》有偏中邪气，击仆偏枯之说，乃始以内风之病，误认外风，而《金匮》以后，遂以昏厥暴仆，瘫痪不仁诸证，一例名以中风，且比附于《素问》之所谓中风，于是内因诸风，无不以外风论治。此其误实自《金匮》《甲乙》开其端，而《千金》《外台》承其弊……。”于是二千年来，以讹传讹，因而则大倡内风之新说，为临床思维又开拓了新的境界。

关于中风的病理和治疗，张山雷服膺张伯龙《秘旨》之论，而又为之发挥。张氏说：“凡猝倒昏瞀，痰气上壅之中风，皆由肝自旺，化风煽动，激其气血，并走于上，直冲犯脑，震扰神经，而为昏不识人……，皆脑神经失其功用之病。苟能于乍病之时，急用潜阳镇逆之剂，抑降其气火之上浮，使气血不走于上，则脑不受其激动，而神经之功用可复”。因而详陈了上述“古方评议”的治则，运用临床，仍切实用。

本书是一部论述中风病的专著。观点明确，论理清晰，治法得当，方药可行，值得参考。

1958年上海科技出版社有铅印本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