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医论医话

褚氏遗书

南齐•褚澄（字彦道）撰，成书于483年。

褚氏以医术称妙当时，所著《医论十篇》，系唐人从褚氏塚槨中发现石刻，后经整理而成，故题称《褚氏遗书》。

书凡一卷，分受形、本气、平脉、津润、分体、精血、除疾、审微、辨书、问子十篇。内容简短，说理多据《内经》加以阐述发挥，如阴阳二气之行昼夜不息，有一偏则疾生。把人身分为五体：耳目鼻口阴尻为窍，臂股指趾为肢，双乳外肾为关，齿发爪甲为余，枝肢旁趾为附。论脉寸关尺三部，左右上下的位置及所属脏腑与传统之说相反。同时论治中提出“寡妇僧尼，必有异乎妻妾之疗”。“吐血、便血，饮寒凉百不一生”等主张，多为后人所引用。

褚氏重视精血、津液学说，并提倡晚婚。指出“合男女必当其年。男虽十六而精通，必三十而后娶。女虽十四而天癸至，必二十而嫁。”强调发育成熟，并非婚配年龄。只有“皆欲阴阳完实而交合”，则易孕易育，而后一代才能“坚壮强寿”。褚氏的这些主张与现在遗传、优生以及适当的晚婚晚育与健康长寿有着密切关系的理论相附合。

本书收载于《六醴斋医书十种》中，有1891年广州儒雅堂刻本流行。

格致余论

元•朱震亨（号丹溪）撰，成书于1347年。

丹溪自序本书谓：“古人以医为吾儒格物致知一事，故目其篇曰：《格致余论》”，本书是丹溪的代表作。

丹溪生当承平之世，目睹人多酗酒纵欲，精竭火炽。当时流行宋代官方编纂的《太平惠民和济局方》，其中多用辛香刚燥之剂，易于伤阴，故而创“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之论，主张节食、远色、以保阴精。治疗善用滋阴降火，成为“滋阴学派”的代表人物。

本书共二卷，收医论四十一篇。主要论述“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之说和独重滋阴降火、导痰引滞之法。论中多以验例取证所论。本书是一部从养生防病角度，对人之生理、病理作了高度概括的书。为研究养阴派学说的主要读物之一。

肝肾阴亏，以致君相火旺之证，在临床中屡见不鲜，所以丹溪的“滋阴降火”治法有其现实意义，可以说它是中医治疗的升华。但张介宾对此论持有不同看法，因倡“阳非有余，阴常不足”之说。本书着重阐发了内伤阴虚火热的病机，立滋阴降火大法，制大补阴丸之名方。从内伤的角度，大大发展并完善了刘河间的火热病机说。指出相火妄动、阴精亏损是导致疾病的关键。

强调抑制相火、保护阴精是精生、防病及临证施治的中心环节。书中有关朱氏善以气血痰郁论治杂病的理论亦多，为后世医家所尊崇，故多有临床指导意义。

1956年人民卫生出版社有影印本出版流行。

医贯

明•赵献可（字养葵）著，成书于1617年。

全书六卷。卷一为玄元肤论，论《内经》十二宫、阴阳、五行。卷二为主宫辨疑，论中风、伤寒、温病、郁病，卷三为绛雪丹书，论血症病。卷四、卷五为先天要论，主要论述八味丸及痰、咳、吐血、喘、消渴、泻利、梦遗等。卷六为后天要论，讨论补中益气汤及伤食、疟、痢等。因本书以保养“命门之火”贯串于养生、医疗等论题之中，故命《医贯》。

赵氏倡言“命门之火”是人体之本，强调命门真火、真水的重要性。认为养生者不知保养节欲，而日夜戕伐此火，则易衰易疾；治病者不知温养此火，竟用寒凉以灭此火，无疑要更伤人之生气，欲温养命门之火，须细辨水火阴阳互根之理，当知命火寓于肾水，一水一火，合而不离，火之有余缘于水之不足，火之不足因见水之有余。一句话，“壮水之主以镇阳光”，“益火之源以消阴翳”，对阴阳偏盛，特别是对老年病患者的临床治疗，都有其实践意义。由于赵氏发挥了命门学说，强调水火阴阳二气的重要，从而临证治疗悉以养火、养水之剂的六味丸与八味丸为主要方剂，随证加减。其以水火阴阳之辨概括一切疾病，是其偏颇的一面，曾遭到后世医家的评论。但其“命门之火”的学术思想，对后世医学发展具有一定影响。

本书1959年人民卫生出版社有铅印本流行。

先醒斋医学广笔记

明•缪希雍（字仲淳）撰，成书于1622年。

本书原名《先醒斋笔记》，是其门人长兴丁长孺根据其师缪氏征验不忒之一方一案，辑录而成。后又经缪氏亲为增益群方验案，并兼採本草常用之药四百四十一种，同时增入伤寒时疫治法，故名“广笔记”，简称《医学广笔记》。全书四卷。卷一至卷三为缪氏临床经验心得及验案、效方，并总结出某些病证的治疗规律及大法，如“吐血三要法”。卷四选常用药四百四十一种，介绍其形态、炮製及用法等。语简法备，颇多独到之处。

缪氏生活于明末灾疫连绵，疾病丛生之时期，而医之寒温之争方兴未艾，时医常失察前人本旨，或偏于苦寒，或拘于温燥，缪氏不同于这种偏见，认为“治病全在活法，不宜拘滞”。他不仅对《神农本草经》有湛深研究，同时对外感热性病亦颇多阐发，以得力于《伤寒论》的研究为多，他曾有“熟读仲景书，即秘法也”之说。故能“师其意，变而通之”，“如是则法不终穷矣”。同时，他又善取诸家之长，结合时地，而多创见。他的这种治学态度，是值得后人学习和借鉴的。

缪氏提出治疗阴虚吐血的要法是：“宜行血，不宜止血”。认为止血虽可收效于暂，然每致成瘀，瘀血不去，新血不生，血液不循常道而复出。因此，宜效大禹疏浚治水之意，不要蹈鲧筑堤之误。“宜补肝，不宜伐肝”。肝为将军之官，主藏血。吐血者肝失其职，养肝则肝气平而血有所归；伐之则肝虚不能藏血，血愈不止；故当顺其性而治之。“宜降气，不宜降火”。气有余即是火，气降即火降，火降则气不上升，血随气行，无溢出之窍之患矣，降火必用寒凉，反伤胃气，胃气伤则脾不能统血而血愈不能归经。血之失常，每缘于气火之乱。此法一则治气以降火，使气调火平，血得循经。二则可免致脾胃两伤。血頼脾气统摄，脾气不伤则血症自有可瘥之理，这不仅体现了重视脾胃之治，更有防患于未然之意。

1958年上海科技出版社有铅印本出版流行。

质疑录

明•张景岳（名介宾）撰，成书于1624年。

书凡一卷，共收论文四十五篇。是张氏晚年为纠正前人之谬而著。自从刘河间和朱丹溪力倡火热学说以后，时医滥用寒凉，每致克伐阳气。故此，张氏力矫时弊。他在“论阳常有余”篇中指岀“阳来则生，阳去则死”。认为以苦寒之品补阴必误伤阳气，反复强调阳气的重要性。为此，对所谓“诸病不宜补气”、“肝无补法”等均进行了质疑。

本书强调辨证论治，对历代医家执一方治百病，或机械分型作法进行了批判。如《论痢无止法》篇中提出了：“痢有寒热，不当以赤白分气血”。他说：“痢以赤白分寒热，巢元方而下主之，此自古法，不为谬论。自河间白属肺，肺主气；赤者属心，心主血，亦属有理。丹溪因之，遂谓白痢自大肠来，赤痢自小肠来。愚谓赤痢亦有寒证，终是热多；白痢亦有热证，终是寒多。”张氏主论辨证中肯，既阐明了前贤治痢法，又提出了自己的治痢见解，以补前人之不逮。并还对《局方》治痢，专主苦寒之偏见提出质疑。他如论中风半身不遂，不能从左为血，右为气分，必辨十二经证。论三消有寒而不专主火。论命门在两肾之中，子宫为命门，反对左为肾右为命门的观点。论血证则不泥于张洁古见血无寒说等等，皆有卓识。因此，可以看出张氏重视阳气，习用温补之剂以治虚寒证的特点。

本书是研究张氏学术思想内容较为丰富的主要读本之一。

本书载《医林指月十二种》中。1984年江苏科技出版社有单行本。

侣山堂类辩

清•张志聪撰，成书于1670年。

张氏钻研古典医籍，卓有成效。偶慨叹“既瀾圣绪，仍任习讹，譬比倒瀾、等同鸥泛，爰是错综尽蕴、参伍考详”，集同学友生及诸门弟子数十人，讲学于侣山堂，研讨中医学术，“随类而辩起焉”，因名之为《侣山堂类辩》。

书凡二卷。上卷载医论六十篇，其所论辩的内容，有属于脏腑、经络、气血、病因等基础理论的；有属于四诊、八纲等诊断学说的；有属于病症辨证施治的；有属于医籍评介的等等。下卷主要论述中药，除方药论十余篇外，论述了四十多种药物的命名、性味和功用主治等。辨其是非，所谓“辩之而使后世知其同，即知其所以异矣；知其异，即知其所以同矣；知其同不为异，异不为同，即知其所以同，所以异矣”。所以有人认为本书“观其准古衡今，析疑纠谬，足为后学规矩准绳”。

张氏在伤寒研究方面，有较大成就。本书“医学入门”一节中曾说：“夫伤寒，外因也。而《伤寒》经旨，风寒暑湿之六气，咸所俱载矣。其间分析表里、阴阳、寒热、气血、邪正、虚实、靡不备悉。明乎伤寒之道，千般病难，不出于范围焉”。因此，他把这种方法和观点作为临床各科辨证论治的依据。但他不是人云亦云，亦有其自己的见解。如对人身六气的产生与分布，指出：人身六气，内生于脏腑，外布于体表，如“君相二火，发原在肾，太阳之气生于膀胱；风气本于肝木；湿气本于脾土；燥气本于肺金”，而后各循其经，分主有关皮部。强调了六经气化为病的重要意义。

基于上述理论，张氏也以之探讨药物性用。以五色、五味、四气、四时命名药物；以形体、功能、形象命名药物。以之施治，各有功能。同时还根据气味、颜色、形态、生长、采集季节等情况分析和认识药物的性能作用。

总之，本书“名言精理，所蕴不少，人当殚思细参，以收其益”。

1983年人民卫生出版社有《侣山堂类辩、医学真传》合刊本。

友渔斋医话

清•黄凯钧（号退庵居士）撰。刊于1812年。

本书八卷，卷一为一览延龄，阐明养生导引诸法，调摄之术；卷二、卷三为橘旁杂论，辨论历代医书大意，读书诸法，辨治、辨证、辨药，论病后调摄，煮药之法；卷四为上池涓滴，阐明五脏性状、各脏为病，及五脏的调摄和治疗。卷五、卷六为肘后偶抄，系治验医案；卷七为证治指南，卷八为药笼小品，述常用药物三百二十种，辨明性味、效用、主治。

本书是作者毕生的经验荟萃，反映了他“凡人以攝生为第一”的教人应防病攝生在先、既病而治在后的思想。书中对老年颐养尤为重视，除奉行前贤所云固精气、节嗜欲、保胃气外，突出的见解有三：一曰“负腹”，劝人切勿恣意啖饮，主张食无过饱；二为心情要开朗，无使郁怒、忧忿，则气血条畅，疾病不生；三为动静结合、动静从性，补充发展了古来提倡的养生“以静默为主”的观点。提出“动静于人，不可勉强，喜静则静，喜动则动”这样的因人而宜，量力而行，劳逸适度，听任自然的生活规律。

作者的医论记述简单，但其义精辟，足资临床参考。

本书载于1957年上海大东书局《中国医学大成》本中。

医学读书记

清•尤怡撰，刊于1814年。

本书凡三卷，又《续记》一卷，共述八十六题，为尤氏读书之杂记。他在自序中称：“自轩岐以迄近代诸书，搜览之下，凡有所得，或信或疑，辄笔诸简，虽所见未广，而日月既多，卷帙遂成。”书中阐述了经典医理及各家之说，内容主要包括部分基础理论，多种病证的辨证施治，若干方论，某些医籍和医家论述的正误与论辨等，其中予以扼要的辨析，或作评述和考证。所论多精要，并平正通达，对后学很有启发和参考价值。

尤氏在辨证方面颇有见地。如“水液浑浊，有脾经谷气不化，湿热下流；亦有因肺金气衰，而津液停凝。盖肺司州都之气化，中气不足，则泻便为之变。未可执其‘皆属于热’之一语而施治也。”明确指岀“水液浑浊”，一因湿热之下流；一因中气之不足。这些理论与临床相结合的垂训，比比皆是，颇有启发。关于方剂的解释，尤为精辟，如释桂枝汤云：“风之为气，能动阳气而泄津液，所以发热、汗自出，与伤寒之发热、无汗不同。此用桂枝外发邪气，即以芍药内安津液；炙甘草合桂枝之辛，足以攘外，合芍药之酸，足以安内；生姜、大枣甘辛相合，亦助正气去邪之用。盖以肌解而邪不去，故不用麻黄发表，而以桂枝助阳以为表；以其汗出而营自和，故不用石膏之清里，而用芍药敛阴以为里。此桂枝汤之所以大异于麻黄、大青龙也”。又如“口腔溃烂”一症，是临床多见病，每以苦寒泻火，终难收效。尤氏采用王肯堂以“人参、白术、干姜各二钱、茯苓、甘草各一钱，煎成冷饮，日数服，乃已。”尤氏认为“胃虚食少，肾水之气逆而乘之，则为寒中，脾胃虚衰之火被迫上炎，作为口疮。”故以补脾健胃，补气和中之法为治，所谓土温则火自敛也。尤氏主张“治病者，必知前哲察病之机宜，与治疗之方法，而后合之气体，辨之方土，而从而损益之。盖未有事不师古，而有济于今者；亦未有言之无文，而能行之远者。”如能细玩此书，“亦可以应变无穷矣”。

本书以1888年（清光绪十四年戊子）朱氏家塾刊本流传较多。

医医病书

清•吴鞠通撰，刊于1831年。

本书是吴氏继《温病条辨》之后的又一部著作。一以补《条辨》内伤与杂症之不足，二以医流俗无学无识之弊。书中予曰：“特窃悲悠悠人世，病者不死于病者之病，多死于医者之病。而医者又不自知其所以病，病者将愈益重其病，若欲救病者之病，则不得不先医医者之病。”故名《医医病书》。

本书分上下两卷。分作四编。上卷为初编，曰学医总论，计二十三条；二编曰病理各论，计十七条。下卷为三编，曰证治要论，计二十四条，四编曰用药统论，计十七条。又新增五条，共计八十一条。

本书悉遵《神农本草经》、《内经》、《难经》、《玉函经》、《临证指南》之旨，结合自己的心得体会，并广採历代诸家之长。书中告诫后学读书必须精深，临症切忌猛浪。医者须有巧思，“有不易之定理，有交易之变通，有变易之化工”。为医须讲医德，以活人为务；切勿骄吝，妄抬身分，重索谢资。这些论点，成为砭世救弊之名言。

本书于辨症方面，亦颇具卓见。如午后身热，并非全属阴虚，须辨证清楚，不能浪投大剂补阴。吴氏认为“阴虚身热，原在午后。要知阴邪自旺于阴分，亦午后身热也。如伏暑、燥症、温疟、湿中生热、瘀血作烧、幼儿食积夜热之类，皆阴邪自旺于阴分，最忌阴柔滋腻”。但两者的不同点，吴氏指出由于阴邪所致者。“五更必有微汗而解”；虚劳所致者，“必无汗而自解”。为此临床再参合色脉、舌苔、饮食嗜好，以及其他见症，其治疗就不难明如指掌。

以上吴氏之说贯穿于痘科、外科、眼科中，并举建中汤为“脏腑体用，药即随之”以文之。

本书有1915年绍兴育新书局石印本。

研经言

清•莫枚士（字文泉）撰，刊于1856年。

莫氏学博识邃，由儒而医，潜心砧研《内经》《难经》《伤寒》《金匮》等中医古典医籍，造诣较深。著《研经》言四卷，为医论医话专辑，共收载文章一百五十六篇，主要是研究中医经典著作的心得体会。其内容可分为基础理论，诊断方法，辨证辨病，治疗方法，方剂，药物，书籍评介等七类。全书重点在于考文析义，其对于解释脉症含义、辨别疑似病症，纠正前人错谬以及指导治法方药的运用等方面，均有独到的见解。陆九芝赞赏此书“既卒读，乃叹先生之学之博、识之邃，深造自得，而左右逢原者，有如此也”。

莫氏致力于段氏《说文》，精于训诂，素治小学，以研经为事。故本书对不少名词、病名、症状，都进行了详尽的考证，从源到流一一加以阐发，如据《说文》以释“疝、㿗”之殊，据《玉篇》以明“癫癎”之异，《金匮要略•五脏风寒篇》中“邪哭”，则旁证《巢氏病源》，乃即指风痴。对《金匮•血痺虚劳篇》中的“痠削”二字，则证之《周礼》而定为“痠消”。非精于训诂，明于考据，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

莫氏治医，不拘偏见，用药也较为灵活。他说药分刚柔、阴阳、动静，其性有别，而总以“对病发药”为妥。“刚而动者其行急，急则迅发而发余，其起疾也速，其杀人也亦暴；柔而静者其行缓，缓则潜滋而相续，其起疾也迟，其杀人也舒”。莫氏又认为：“凡药能逐邪者，皆能伤正；能补虚者，皆能留邪”。指出逐邪则正气自复；补虚则外邪难干。“斟酌轻重之间，分别后先之次，神明于‘随症用药，四字，方法之能事毕矣。何必朋参芪而仇硝黄哉！”这些论述，都能启迪后学，有助于临床。

本书有大量篇幅是论述对《伤寒论》、《金匮》的看法。如对成无己《伤寒论》“于脉证方药则当，而于章节义例则疏”，提出“欲穷经者，尙须参考《病源》、《千金》等书，以自得之，勿能墨守一家”。这种评价亦是比较公允的。因此本书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1984年江苏科技出版社有排印本流行。

西溪书屋夜话录

清•王泰林（字旭高）著，成书于1897年。

本书为《王旭高医书六种》之一，是其学术思想、学术经验的代表作。

书中仅存治肝三十法，对肝病的辨治，既吸取叶天士治肝病的经验，又有不少发展。王氏将复杂的肝病、提纲挈领，归纳为肝气、肝风、肝火三大类，并制定治肝三十法（疏肝理气法、疏肝通络法、柔肝法、暖肝法、培土泄木法、泄肝和胃法、泄肝法、抑肝法、凉肝法、滋肝法、暖肝法、养肝法、补中法、清肝法、泻肝法、清金制木法、泻子法、补母法、化肝法、温肝法、补肝法、镇肝法、敛肝法、平肝法、散肝法、搜肝法、补肝阴、补肝阳、补肝血、补肝气），遣方用药颇具特色。读者在治肝病时可资参考。

本书载于《王旭高医书六种》之中，1965年上海科学技术岀版社有铅印本出版流行。

潜斋医话

清•王士雄撰。刊于1937年。

全书一卷，首评医籍，次论医理，继考药品，后例经验例案。共计二十余篇。

书中订正了徐大椿对《临证指南医案》批语之谬。如徐氏批《临证指南医案》的“阴伤及阳”，谓古无此语。王氏订正曰：“即下损及上之谓耳。”徐批《临证指南医案》缺伤寒一门，王氏订正谓，叶氏有评点《陶氏全生集》一书，家学渊源于《伤寒论》、《金匮要略》二书，必深究仲圣诸方，方能随证化裁。“善学仲圣者，莫如香岩。”

推崇叶天士而贬吴鞠通，认为吴氏《温病条辨》未穷于《内经》、《难经》、《伤寒论》，只是将《临证指南医案》的温热、暑湿各案化裁而来。连叶氏《温热论》、《幼科要略》亦不汇参，虽曰发明叶氏，实未得其精奥。

重视养生，在“饥饱劳逸”中指出“病从口入”，“毋贪口腹”“劳力者恒亨天年，逸情者常多疾疢”。在“寡欲说”中提出酒色为“邪阳”，“邪阳胜则正阳衰”，反对用壮阳药助邪阳而证欲火。认为“灯心本明，而于灯火下另添一火以逼之，此火渐旺，则灯火渐灭”，如此则正阳必衰，寿命必损.并特别提出“手淫”之害更甚于通常的纵欲。

王氏理劳，重视求因，在“劳病说”中特别分析了女性患劳的病因，提出“红颜薄命”是由于嫁不及时，所愿不遂，心情抑郁所致，因而提出“遂其所愿，嫁不失时”的“济红颜于寿域”的主张。

书中的医案以温热病为主，体现叶氏卫气营血辨证施治的方法。

医话还收载民间疗法“刺痧法”，釆录有效验方“杜劳方”、“宫方定风酒”等。有的单方用故事形式介绍，既有知识性，又有趣味性。

《潜斋医话》评议中肯，论理合情，文笔生动，值得阅读。

本书有1936年《中国医学大成》本。

清代名医医话精华

秦伯未辑。刊于1928年。

本书采收清代名医喻嘉言、张石顽、徐灵胎、林珮琴、王孟英，以及余听鸿、张畹香、魏筱泉等二十家的医话编辑而成，内容以内科为主，编排方法以人为纲，以证为目，每人之前冠以小传，便于稽考师承经历与学术渊源。

“医家之医话，犹儒家之笔记”，较之医案又有它不同的特点：体裁不拘一格，或书见闻，或述心得。或记治验方案，或阐发药理效用，或发明古书精义，或记录经验教训。“皆随笔载述，然言必穷乎理之奥，而意不悖于理之中，辞明文显，虽初学亦易贯通。”本书所收医话，其中确有精品，读之很有启发，如魏玉瑛胎产门中一则：施介鲧室人，年三十余，忽有孕，又孪生。产后颇健，能食鸡啖饭。数日来，渐热胀满，诊之，脉浮按滑疾，沉按结涩，询至恶露已一日不行。谓为瘀也，宜通之乃可，当生地、牛膝、益母、红花、桃仁、当归尾、丹参、瓦楞子。畏不敢服。延专科曰：此年过壮而初产育，气血俱伤，属虚也，与焦术、炮姜、归、芍、茯神、枣仁等一剂，热益甚，再剂遂谵语。更一专科，其说同，其药仿，又二剂，日夜不眠，昏狂不省人事，时忽高声歌唱，与阳明失下无异。再延诊，曰：产数日，恶露即停，虽执途人而语之，亦必知为瘀滞。若欲其生，亟进前方可耳。不得已乃服。黄昏进药，至夜分恶露始行。黎明复下一物，已焦黑，乃胞衣也。盖产时稳婆只收其一，谓两人同胞，不知其一犹在腹也，遂贻患乃尔。胞衣去，恶血行，其病如失。然予初亦不知其为胞未下也。医诚难哉！

本书对近代中医影响较大，深受中医界的欢迎。

本书有1928年中医书局铅印本流行。